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项调查显示，全球约一半的男性和女性认为，男性能成为更好的政治领袖；超过40%的人认为，男性能成为更好的企业高管，在工作岗位稀缺的情况下，男性有更多的权利获得工作；28%的人认为男人殴打妻子是正当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呼吁各国政府和机构通过教育、提高认识和改变激励措施，改变这些歧视性的信仰和实践。例如，利用税收激励公平分担儿童保育责任，或鼓励妇女和女孩进入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部门，如武装部队和信息技术部门。

　　■ 于怀清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2020年人类发展展望》报告称，全球近90%的人对女性有偏见。这一新的分析为打破“玻璃天花板”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工具。

　　报告中这一名为“性别社会规范指数”的调查揭示了为什么尽管在教育和卫生等基本领域取得了实际进展，消除了性别不平等，但男女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权力差距”。

　　“玻璃天花板”又大又厚？新的分析表明，它涵盖了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庭，它不是用玻璃建造的，而是由全世界男人和女人对女性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成见造就的。

　　如何破除偏见和成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给出了一定指引。

　　对女性偏见依然严重

　　“性别社会规范指数”衡量了社会信仰如何阻碍政治、工作和教育等领域的性别平等，它包含了75个国家的数据，覆盖了全球80%以上的人口。

　　这项新的分析表明，尽管在缩小男女平等差距方面取得了几十年的进展，但近90%的男人和女人对女性持有某种偏见。这为女性在实现平等方面面临的无形障碍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打破玻璃天花板提供了一条潜在的前进道路。

　　该指数包括政治、教育、经济和身体完整性四个维度，并基于“对世界价值观调查”七个问题的回答而构建。这七个问题分别为：男性比女性更能成为政治领袖、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不是必要的、大学教育对男性比对女性更重要、男性应该比女性拥有更多工作权利、男性比女性更能成为优秀企业高管、男人打妻子是对的、女性有权选择是否生育。

　　根据调查结果，只有14%的女性和10%的男性没有性别社会规范偏见。全球约一半的男性和女性认为，男性能成为更好的政治领袖；超过40%的人认为，男性能成为更好的企业高管，在工作岗位稀缺的情况下，男性有更多的权利获得工作；28%的人认为男人殴打妻子是正当的。

　　超过50%的女性在政治方面有偏见。男性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偏见都高于63%，特别是在“男性比女性更能成为政治领袖”和“男性应该比女性拥有更多工作权利”这两个指标上。这与职业女性目前在寻找一个能支持她们职业生涯的伴侣方面面临的挑战不谋而合。

　　社会规范和态度难以观察、解读和衡量。开发计划署主要基于“对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五波（2005-2009年）或第六波（2010-2014年）的数据，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规范指数，并采用了可用的最新数据，从多个维度捕捉社会信仰如何阻碍性别平等。

　　此外，该报告还提供了大约30个国家的偏见是如何变化的信息。报告显示，一些国家有所改善，但另一些国家的态度近年来似乎有所恶化，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性别进步就能自动实现。

　　“近几十年来，我们走了很长的路，以确保妇女能够像男子一样获得生活的基本需要。自1990年以来，我们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均等，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了45%。但在其他领域，性别差距仍然非常明显，特别是那些挑战权力关系、对真正实现平等最具影响力的领域。今天，关于两性平等的斗争是一个充满偏见和成见的故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主任佩德罗·康塞桑说。

　　这一新的分析揭示了尽管在教育和卫生等基本发展领域取得了实际进展，消除了性别不平等，消除了政治和经济参与的法律障碍，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公司中的男女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权力差距”。

　　例如，虽然男性和女性的投票率相似，但全世界只有25%的议员是女性，只有22个国家有女性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薪酬低于男性，担任高级职位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例如，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公司中，女性CEO不到6%。虽然女性工作时间比男性多，但这项工作更有可能是无偿护理工作。

　　“确保消除健康或教育差距方面如此有效的工作现在必须推进，以解决更具挑战性的问题：男女之间对真正平等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希姆·施泰纳说：“目前的政策虽然充满了良好意愿，但只能让我们止步于此。”

　　偏见是如何形成的

　　报告指出，性别不平等长期以来一直与规定社会角色和男女权力关系的歧视性社会规范联系在一起。社会规范包括价值观、信仰、态度和实践等。

　　人们对个人在家庭、社区、工作场所和社会中角色的期望可以决定一个群体的作用。女性往往面临着传统社会强烈的期望，即成为照料者和家庭主妇；男性则被期望成为挣面包者。因此，尽管在接受教育和获得保健的机会上男女实现了平等，但许多国家的妇女和女孩仍然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

　　政策制定者往往把重点放在有形的方面——法律、政策、支出承诺、公开声明等，而忽视规范的无形力量，错过对社会变革的更深刻理解。

　　同时，家庭设定了规范，童年的经历造成了无意识的性别偏见。

　　父母对性别的态度会影响到青春期的孩子，学校里的孩子也会感知到性别角色。父母的实践、行为是个体社会性别行为和期望的预测因素之一。例如，孩子们倾向于（在态度和行为上）模仿父母如何分担有酬和无酬的工作。青春期是性别社会化的一个关键阶段，尤其是男孩。

　　社会习俗是指将遵守性别社会规范的行为内化为个人价值观，并通过奖励或制裁予以强化。奖励使用的是社会或心理上的认可，而制裁包括社区排斥、暴力或法律行动。污名可以限制人们的行为，并被用来强化定型观念和社会规范。当个人从遵从社会规范中获益最多，而从挑战社会规范中损失最多时，社会规范就会变得最顽固。而社会规范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女性要求其合法权利，以符合社会期望。

　　如何改变社会偏见

　　开发计划署呼吁各国政府和机构通过教育、提高认识和改变激励措施，改变这些歧视性的信仰和实践。例如，利用税收激励公平分担儿童保育责任，或鼓励妇女和女孩进入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部门，如武装部队和信息技术部门。

　　报告列举了一些范例。

　　2006年，加拿大魁北克省实施带薪父亲育儿假。该措施规定，新生儿父亲可以陪伴孩子和母亲5周，其间还可以领取工资的70％。随着新福利的实施，父亲们在育儿假中的参与度增加了250%，这有助于扭转期望母亲独自承担照料工作的社会规范。实践表明，使用这项福利的家庭比没有使用该福利的家庭，男性在假期结束后每天花在家务劳动中的时间多23%。

　　该事例也显示了将男性纳入性别平等政策的重要性。根据一项关于经合组织国家实施性别战略或政策的调查显示，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改变男子和男孩对护理活动的态度是优先事项，然而，公共政策尚未充分考虑到这一方面。

　　因此，法律法规可以平衡家庭护理工作的分配，但世界上除了产假外，只有大约一半的国家提供陪产假，其中一半国家为父亲提供不到3周的假期，80%的国家为母亲提供不到14周的假期。2007年，韩国开始规定一年的陪产假，到2014年，利用陪产假的男性劳动者人数增加了两倍。一些国家为劳动者提供使用陪产假的经济奖励，例如在瑞典，父母平等使用陪产假的每一天，都会获得一小笔性别平等财政奖金。

　　这样，父亲在孩子生命早期的几个月或几年中所占的育儿份额可以增加，这可能会使育儿方面的社会规范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反映在孩子的一生中。

　　报告指出，平衡护理的分配，特别是对儿童的护理，至关重要，因为人们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在40岁之前产生的。生育和育儿导致女性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错过了许多劳动力市场机会。提供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服务可以为母亲提供机会，让她们自己决定工作和生活，让她们从事有偿工作。

　　法规和法律的影响不仅仅是改变护理的平衡，从保护免受暴力和歧视到获得公共服务等，政策都很重要。但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参与。因此，增加少数人群参与政治的平权配额可以通向平等和不歧视。比如，突尼斯立法规定了候选人和选举女性配额，到2018年，女性占到了地方议会职位的47%。

　　政策还可以增加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中女孩的代表性。Laboratoria是2014年在拉丁美洲成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它将应用编码教育、社会情感培训和就业安置服务结合起来，为低收入家庭的女孩创造机会。已经有820多名女孩毕业，到2021年期望达到5000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性别小组代理主任拉奎尔·拉古纳斯说，如果我们希望实现20多年前《北京宣言》中提出的愿景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突破偏见和成见的障碍。

编辑：周恩杰

审核：杜升文